回到首页报道称，和高考是为了在精英主义体系中引入一种英才教育的衡量方式，为出身卑微的学生创造一种向上流动的通道。然而，农村地区的学生依然处于极度不利的境地。在杨维的父亲担任村支书的跃进村，教学设施简陋，缺乏训练有素的老师。富裕的城市家庭则能请家教、支付昂贵的补课费，或是通过行贿入读市里最好的学校。高等院校的配额制度也明显倒向不利于农村学生的方向。农村学生分到的招生名额，比城里学生要少得多。
报道称，在毛坦厂的校园里，积极性最强也最疲惫的人，或许就是这里的500名教师了。他们的饭碗系于学生的成绩。该校教师的基本工资是中国普通公立学校的两到三倍，奖金常常会和工资一样高。每有一个学生被一类大学录取，六个人组成的教师团队(一个班主任，五个不同科目的教师)就能获得500美元的奖金。杨维告诉笔者：“他们挣钱很多，但他们的压力比我们更大。”
班主任的日常工作非常辛苦——每天17个小时监督100到170名学生——所以学校规定，这个岗位只招年轻的单身男性。班主任岗位竞争很激烈，教员室的墙上张贴着图表，按照每周考试的总成绩给每个班级排名次。到了年底，学生成绩垫底的教师可能会被开除，难怪教师用来激励学生的方法可能会很粗暴。学生们告诉笔者，除了用尺子敲打指节之外，一些老师还让学生在模拟考试的“死亡比赛”中较量——输了就要被罚站一上午。有次罚站的情形让众人议论纷纷：一个后进学生的母亲，被迫在儿子的教室外站了一个星期。对于复读的学生，教师们有一句冷酷的口头禅：“永远不要忘记你的失败！”
报道称，为了提高孩子在高考中金榜题名的机会，来到毛坦厂居住的近万名家长几乎什么事都愿意做。很多母亲像林佳敏这样，缺乏正规的教育。然而最热心地执行一些不成文的规定的，也正是她们，比如禁止毛坦厂居民在学生们睡觉的时间看电视、洗衣服或碗碟。几年前镇上曾经开了一所网吧。由于可能会分散学生们的精力，母亲们帮助学校进行了抵制，最终迫使网吧关门。杨维的成绩下滑时，妈妈没收了他的手机，还让他一直学习到深夜，自己就坐在他身旁做带有蝴蝶和鱼图案的十字绣拖鞋。白天，林佳敏会卡着时间做饭，好让开饭刚好赶上课间，这样儿子狼吞虎咽时就不会浪费一点点的学习时间。“我们得把事情做全了。”林佳敏说：“不然就总是会怪自己。”
高考成绩公布后，笔者给杨维打了电话。最后一次见面之后，笔者一直担心他会在考试中失利——那么笔者的出现也得承担一部分责任。可是，杨维听起来挺兴奋。他的分数远远超过了在最后那段时间里的模拟测试中所取得的成绩。尽管他的得分还没有高到能够进入上海的一类大学的程度——那是他曾经的梦想——但是却能让他进入安徽的一所最好的二类大学。虽然毕业后能否找到工作，目前还说不准，不过他非常渴望了解毛坦厂以外的世界，当然还有他狭隘的学校教育之外的天地。“我在那里学的是理科，但其实我喜欢艺术、音乐、写作，这些更有创意的东西。”他告诉笔者：“我想有很多同学跟我一样，除了参加高考，对别的东西知之甚少。”有件事情他是知道的：他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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